在1980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曾经指出，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分别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以及加紧经济建设。

　　今天看来，历史并未远去，我们依旧探索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好在有前人指路，这条路我们也会越走越坚定。

　　本文是作者阅读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为什么是》一书所写的随感。今年八月是诞辰120周年，刊发此文，以为纪念。（《读书》2024年8期新刊）

　　在伟大人物那里，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是高度统一的，魏斐德在谈到时曾经说：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自我实现，中国的挫折就是他的挫折，中国的胜利就是他的胜利——其实，对于是这样，对于来说，也是如此。

　　读了陈晋的《为什么是》，我怀着感动的心情，想把多年来积攒的话写出来。其实，每次读陈晋的书，都想找他谈一谈，心事浩茫连广宇——如果能喝一壶酒，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十一岁。一九八一年，我考上大学，那时，和全国人民一样，我管叫“邓副主席”。

　　我那时小，什么都是一头雾水，今天回头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风云变幻，那真是惊心动魄。

　　一九七一年，尼克松政府废除了黄金美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二战”后形成的以黄金美元为基础的西方货币体系崩溃。那么，美元还能承担“世界货币”的功能吗？美国的信用还可靠吗？

　　美国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决定了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核心就是支持以色列和伊朗，但是，美国的中东石油政策并不顺利，而是一开始就遭遇了根本挑战。

　　第二个办法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时的中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西方和苏联的长期封锁，中国的生产能力远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的贸易一直处于被封锁和压制的状态。如果解除对中国的封锁，能够不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这对于扩大美国的贸易，解除美元货币的危机，具有关键作用。同时，美国也考虑到，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平衡苏联对于美国的压力。基于以上种种的利益考虑，尼克松决定访问中国。而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选择，当然也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基于美国迫切要解决自身的危机，同时也是我们与霸权主义斗争的结果，当年能够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很少，而明确指出这一点的，就是。

　　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分别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以及加紧经济建设。

　　其中反对霸权主义，是第一件，是前提。他说：八十年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总起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时代。所以，我们首先要讲讲形势与任务，要把国际的大形势看清楚。现在霸权主义要打仗，而我们则需要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所以，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如果搞得好，就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我们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搞建设，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一九七九年，在访美期间发表讲话，重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说，有人以为，中国现在改善中美关系，这是中国有求于人，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这是完全的误解，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加强经济贸易往来，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干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中国更不会。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中美建交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就没有中美关系的基础。

　　指出，我们的开放是主动的开放，不是被动的开放，是有前提有原则的开放，而这个原则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祖国统一。这就是所谓八十年代“三件大事”中，前两件大事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切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开放，更要讲独立自主，这就是的风格。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讲明了中国能够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四个条件。

　　第二是我们新中国形成了物质的基础，包括二百万台机床，一亿吨原油，六亿吨煤炭，等等。

　　有了这四个条件，中国人是能够把现代化搞成功的，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有这个信心，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1979年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获选为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网络图片

　　我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斗争，争来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条件，那就要抓住这个条件，努力办事。

　　所说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加快经济发展，他说，只有加快经济建设，才能增加我们的实力，有了实力，我们才能更好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祖国统一，也才能有条件援助发展中国家。而且，只有加快经济建设，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我们才会有稳定，有好的社会风气、政治局面。

　　说，什么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那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就是搞中国式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靠的是两个，一个是干，一个是快干。只有快干，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世界不会等我们，发达国家不会等我们，帝国主义更不会等我们。不干，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

　　说，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当多的人，特别是相当一批干部，他们不想干事，不敢干事，不会干事。

　　为什么会这样？说，这首先是因为思想不解放，而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们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什么是实事求是，朴素形象地指出，大庆人提倡“三老”，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就是实事求是。

　　为什么大家不敢办事，不敢讲话？为什么上上下下都不敢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呢？为什么的干部会背离实事求是呢？

　　一是、“”设置了许多的禁区，定了许多的所谓规矩、条条框框，都是为了整人搞的。二是官僚主义，一个人说了算。你不听话，我就整你。三是闹事有理，干事有罪。不准干事成了“不成文法”，成了风气，谁干事谁倒霉，不干事的反而是“不倒翁”，闹事的反而成了群众英雄。四是小生产积习，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求发展，拒绝接受新事物。

　　说，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思想的精髓。延安整风，就是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解放思想。

　　指出，当前的问题，第一是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号称理论家，实际上，他们只是把马克思和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用于篡党夺权，为了推行他们的理论，为了让大家“学习”他们的理论，竟然不准农民种田、工人上班、解放军备战、老师学生正常上课、知识分子搞科研，世界上难道有这种完全反对实际的理论？

　　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所谓的政治学习太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用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来学习什么理论，政治学习必须有，但是，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如果停工停产去抓革命，去搞政治学习，这就完全脱离实际，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思想。

　　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条条框框，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他这样告诫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他说，我今年七十多岁了，出来工作，一个是当官，一个是做事，我选择做事，谁让你是员呢，就要为人民做事。

　　他说，我不怕被打倒。我们必须像延安时期那样，整顿党的作风，否则，我们不能前进。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因为命运一次次地把他抛入了中国社会的基层和底层。如果说，的命运就是中国革命的命运，那么，的命运，则与新中国成立后，最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

　　他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这就是他的信念，也是他毕生的工作方法。

　　他说，我的家乡，三线的工人吃不上菜，更很少吃到肉，工人们干那么重的体力活，没得肉吃，怎么熬得住呢？让附近的农村多养猪，卖些菜，这样办，农民也有好处，这样，他们就不随便拿工厂的东西了。

　　他说，小学老师工资太低了，养老养小，老师们忙了一天，晚上备课的地方都没有，给老师加一点工资吧。

　　他说，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不一样，种什么，老百姓最知道，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给农民一点种地的自主权，这样办，怎么就不是群众路线了？

　　他说，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样办起来，农民可以买点城里的东西，对城市是有利的，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们研究来研究去，难道连这个也不能办吗？

　　他说，大学应该招收应届毕业生，因为学习是有连续性的，十八九岁，正是学习知识的最好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把孩子的学业中断了，再补就很难了。

　　他对教育部说，你们的招生文件我看了，太复杂了，太繁琐，太难懂了，招生文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个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有人说，今年招生，太赶了，时间上来不及了。他气愤地说，等什么呢？已经等了几十年了，我说要赶，无非再开会，今年就恢复招生！

　　面对问题成堆，别人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要研究，那也要上会。他说，办！办！办！立即就办！实事求是嘛，不干事，就没有实事求是。

　　正是在的亲自主持下，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初，高等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正是在的推动下，因地制宜，联产承包制度在农村铺开，农业出现了大丰收，国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中国的农民，继土改之后，再次一夜翻身。

　　而这位改革的推动者，这位当家人当时朴素地说，今年奖金可能发得多了一点，如果留一半，明年日子就更好过了。

　　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由家人陪同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资料图片

　　人民吃饱了，孩子上学了，老百姓有钱了，因为这种朴实的愿望的满足而高兴，而中国人民因为这种朴实的愿望的满足，而欣喜若狂。

　　他不是去旅游的，而是去工作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在高山之上，他看到的依然还是老百姓的利益。他批评当地“不会赚钱，守着黄山，要广开门路”。他说，文房四宝都要开发，旅游要有质量，有质量，人家才愿意来。在山下，他买了茶叶，不多，当时他这样说，茶叶最好小盒包装，包装得好一点，让人人都买得起，好给你们做做广告。

　　他明确规定，不能清场，不要打扰游客，不许宣传。但老百姓还是认出了他，人们高喊——“邓大人”。他笑着，谦虚地回答：。

　　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又有民主，又有集中，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是毛主席希望造成的一种局面。我们党在延安整风后，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就很快胜利了。

　　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他说，人民心情舒畅，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春天的故事，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在新中国，在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会出现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的情况呢？

　　说，除了思想上违背实事求是的根本路线，思想不解放的问题之外，还有机制上的原因，特别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接见外国友人时，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

　　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比较接近实际，具体说，就是给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以自主性，从而比较接近生产、经营、消费的实际情况，经济的运行很具体，很复杂，第一线的人知道的总比上面人多，也就是说，它比较实事求是。

　　因此，市场不是指一种所有制形式，主要是指一种经营管理生产的更加具体、实际的办法。由于经济活动极为具体，也极为复杂，因此，相对于市场来说，苏联那种计划经济，最大的缺点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经营和消费的实际情况，什么都要上面决定。一个企业，甚至连买个锅炉也要部委批，等批下来，工厂已经停工了。这就是陈云同志说的大少爷办企业，官僚办企业。

　　一九七九年十月，发表《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的讲话，提出企业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思想，他说，经济的问题，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和政策方面的问题。现在对财政、银行有许多的反映。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成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卡得死死的，动都动不了，怎么行呢？这不是一个简单地集权还是放权的问题，而是制度和政策的问题。他说，要改革经济的上层建筑，关键在于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链，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为什么效率不高、没有活力呢？指出，这是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经济调控一切靠行政命令。其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行政隶属关系。

　　早在一九七八年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便明确提出了企业的标准：“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给企业更多的经济管理自主权。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不利于工业管理体系现代化，也不利于党的工作的健全。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国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同时，也要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历史证明：建立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使中国在经济层面上能自立自强，这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经济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则是中国发展的充分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如果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和贸易国。于是，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当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标准，这也不是中国的标准，更不是中华文明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和目标，我们依然还在路上。我们奋斗的路，还长着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第一次谈到“中国式现代化”，他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但是，所谓“把标准放低一点”，这不过是一贯的说话风格，一种极为智慧的风格。在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其实很高很高，它远比西方式现代化的那些标准要高得多。

　　正是在“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陈晋很会讲故事，的故事很多，而他的这本书里最打动我的，就是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