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迈克尔·多伊尔近日出版新书，题为《冷和平：避免新冷战》，作者认为，世界正处在另一场冷战的边缘，但不像第一次冷战那样极端，因此可以称为“冷和平”。

　　作者认为，“新冷战”逼近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和西方傲慢，上世纪90年代，苏联刚刚解体时，西方原本可以将俄罗斯纳入共同的欧洲安全架构，并在俄罗斯建立更“开明”的政权。

　　但是美国却基于僵化的“自由霸权”理念，强力推进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兴起，最终演化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将中俄推向“结盟”

　　其次，作者将新冷战与原始冷战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新冷战不会像第一次冷战那样极端，因为现代国家与三十年前不同，没有国家想要用一种理念统治全世界。因此，“与冷战不同，冷和平不包括代理人战争、秘密破坏或试图破坏对手国家的独立性”。

　　作者认为防止新冷战，最好的防护墙是美欧等国在国内追求负责任的领导，并以解决民粹主义导致的国内不平等现象，而非对外“遏制”“打压”。

　　本书将中美竞争的根本原因定位于两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失衡”，这一观点引发争议。国际关系学者乔·英格·贝克沃德在《外交政策》刊文，提出不同意见。

　　贝克沃德认为，将“意识形态”和“地缘经济”视为塑造新冷战的主要因素，只能片面解释如今的中美竞争，更关键的是“霸权地位”。

　　例如，中国的体制与20年前并无太大差异，美国对世界的看法也没有发生转变，因此，推动美国将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的主要因素来自力量平衡的变化。

　　并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来自经济，贝克沃德以日本为例，美国在1980年代对日本的经济崛起进行打压，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未能重启增长。

　　而对于中国，同样的做法却难以取得类似的效果，因为中国的力量是全面的，包括军事和外交等多个层面。

　　并且，多伊尔在书中将俄乌冲突称为第二次冷战的驱动因素，也是一个错误。贝克沃德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大国，俄乌冲突只是美中竞争的背景板，“当今国际事务的主要故事是美中竞争”。

　　《冷和平》的作者多伊尔认为国际权力结构是三极的，在军事方面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组成，在经济方面由美国、中国和欧盟组成，贝克沃德也不以为然。

　　贝克沃德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不再是单极的，也不是多极或三极的，当前的权力结构是双极的，即：中美两极对抗，正如最初的冷战时期一样。

　　但是没人愿意承认两极权力结构的到来。美国不喜欢它，因为降低了它的权力地位。中国也不承认两极世界，因为它将中国提升到一个她不想填补的国际地位。欧洲、俄罗斯和印度也更喜欢多极体系。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不是今天的实际情况。

　　就经济实力而言，目前的局面比冷战时期更加两极化，中国的总量几乎与美国持平，而苏联经济所占比例从未超过美国的50%。

　　在军事力量方面，当前的国际体系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完全两极化，现在美中的军力差距比当年美苏之间的差距更大。但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冷战期间的苏联相比，中国在国防上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仍然较小。

　　但这个两极体系与过去的美苏两极不同，关键在于地理位置。在冷战时期，美国面对的是地处欧亚腹地的陆上强国苏联，而今天它面对的是地处亚洲边缘地带的海上强国中国。这种地理差异对大国竞争和国际秩序具有重大影响。

　　推动中美竞争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军实力，而不是制度的差异。中国海权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长期霸主地位，因此，美中海军对抗可能不如以陆基为主的美苏对抗稳定。

　　冷战的焦点在于欧洲与苏联接壤的陆地前线，一旦开战将演变为大规模的陆战，这令双方保持克制，有助于战略稳定。

　　如今，中美在国际海域的接触没有固定界限，将导致中美冲突有限升级的风险剧增。

　　苏联的经济结构以出口能源资源和自给自足为主，对外贸易有限，令西方与其经济联系极为薄弱，而中国的边缘地带地位使其能够与全球经济保持更加紧密地联系。中国的综合海上力量，从其造船能力到其庞大的商船队，再到其海军实力，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力量对比。

　　从中国在东亚边缘地带的位置来看，中国对欧洲的威胁极为有限，这与苏联对欧洲的巨大威胁不同。因此，中国与欧洲有可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某种程度的合作，这对美国极为不利。

　　总之，贝克沃德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可能烈度不如冷战，但是对美国而言棘手程度更高，更难以应对。

　　多伊尔和贝克沃德都是从宏观层面分析中美竞争的现状，指出美苏对抗和中美对抗的异同。

　　就目前实际发生的热点事件来看，比如中美军机、军舰的近距离接触，中国周边海域的情势确实在升高。而前段时间，中欧双方的密集互访，也揭示了中欧关系转向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贝克沃德的观点。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更多地表现在对“中间国家”的争取，如东盟、金砖国家等。中美间的“冷和平”极可能成为主导未来几十年国际秩序的主要架构。

　　而中国能否摆脱“遏制”，实现民族复兴，根本上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