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深秋，北京的天空格外高远。经历三年翻腾的外交部院落里，落叶遮住了曾经熙攘的脚印，只剩九个人在礼宾司值守。韩叙坐在灯下一连批改三摞电报，窗外东长安街的路灯一盏盏熄灭，他抬头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就在此时，一份绝密通知被送到案前：总理即将出访朝鲜，归期初定翌年四月。韩叙心头一紧——这不仅是总理战后首次离京，也是检验礼宾司“瘦身”后能否重新撑起牌面的关键一役。

　　半年时间一晃而过。1970年4月24日，周恩来离开平壤，次日中午抵京的计划敲定。韩叙把迎接名单摊在桌上，比原来厚了两倍。名单最后一行写着“”，名字旁边用红笔画了重重的圈。彼时仍处“隔离审查”阶段，能否亮相关系到总理对外事系统“解冻”布局是否顺利推进。为防万一，韩叙把名单又抄写两份，一份交司机，一份锁进抽屉。

　　4月26日凌晨，韩叙照例在礼宾楼二层的小会议室参加夜谈会。临别时，总理轻声提醒：“廖公要到场。”这一句语气平静，分量却胜过雷霆。韩叙点头，心中暗暗盘算路线、车辆、接送口令，连的座位都在脑中排练了七八遍。

　　迎接日清晨，细雨蒙蒙。马保奉负责人员集合，按惯例点名。七点二十，所有人登车，两辆中巴驶向西郊机场。车过阜成门桥，马保奉忽觉不对，数来数去总少一位。再核对名单，“”三个字像钉子一样扎眼。车厢里沉默几秒，马保奉低声道：“韩组长，廖部长没上车。”韩叙眉头一沉：“停车找电话。”语声不高，却透着利刃般的冷。

　　机场贵宾室的电话摆在空桌上，绿色听筒略显冰冷。韩叙示意马保奉拨号，自己立在一旁一句一句嘱咐：“先问身体，再报时间，再请立即出发。”几句对话说完，马保奉掌心全是汗。电话那端的只是淡淡回答：“十分钟动身。”随后便挂断。

　　距离专机抵达不足一小时，韩叙走回停机坪，看似镇定，目光却不时掠向跑道尽头。三十二分钟后，一辆黑色吉姆牌轿车卷着雨珠驶进机场。马保奉冲韩叙做了个“OK”手势，随后迎上去为拉门。脚步略显急促，但神色从容，衣襟整洁，没有慌乱痕迹。

　　机轮触地，发动机轰鸣回荡。舱门开启瞬间，礼宾官的号令声划破细雨。队伍前排，刚刚站定，袖口还带着风中的湿气。十几级旋梯上，周恩来稳稳迈下，两步即可与迎接人群相握。他的目光先扫过韩叙，随即停在身上，两人相握数秒。有人注意到，总理握手的力度与时间都比旁人长了一点点，这一点点足以向在场者传递清晰信号——已恢复外事身份。

　　仪式结束，礼车队列离去的水迹仍在地面闪光。韩叙转身对马保奉淡淡一句：“差点误大事。”声音低，却透出不容辩解的分量。马保奉忙不迭点头，将那张标有红圈的名单紧紧攥在手心。

　　机场风声渐弱，雨丝也断断续续。没人再提刚才的惊险，小插曲仿佛从未发生，可它实实在在地揭开了回归的序幕。几天后，《人民日报》刊登昭示性极强的一条短讯——出席外事活动，与会者中首次冠以其职务。当时外界只当作普通新闻，了解内幕的人却明白，这是总理精心铺排的“第二步”。

　　紧接着，1971年春，日本芭蕾舞团访华，邀请名单里赫然写着。外交部内部议论纷纷，礼宾司照例日夜忙碌。韩叙则再三叮嘱：车辆安排、入场路线、媒体拍摄角度，皆要准确到秒。那一夜在首都剧场包厢与外宾轻声交谈的画面，经新华社镜头被定格，转天登上各大报纸要闻版。至此，关于他去向的疑问，外界已有答案。

　　时间推到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八宝山礼堂举行。突然宣布亲自出席，中央各系统人士悉数到齐。韩叙事后回忆，那天在人群中沉默肃立，挽带下的神色如往昔般坚毅。新闻稿末尾一句“同志参加追悼”活动，看似平淡，却在外事、统战两个系统同时引发连锁反应。短短几字，胜过千言。

　　三个月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进入冲刺阶段。奉命领衔，韩叙率礼宾司全力配合。日本外相大臣田中角荣致电希望访华时，韩叙已能在第一时间将简报送到办公桌上。昔日“九人守院”的冷清局面，已变成灯火彻夜、车马潺动的繁忙景象。

　　若有人追根溯源，1970年那场雨中的迎接仪式是转折点。假如那天未能及时露面，外事系统的解冻恐要被迫延后；中日谈判的时间表、亚非拉往来的节奏，或许都会出现变数。正因如此，韩叙在机场低声说出的那句“我们要犯大错误”，并非夸张，而是一针见血的判断。

　　历史不会写注脚，也无需煽情。它只是悄无声息地拐了个弯，让一位遭到质疑的外交老将又一次站上舞台，也让中国对外关系在风雨飘摇中觅得新的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