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誉为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我们党除了要求各级党组织办报之外，也非常强调基层办报。苏区时期就已经开始诸如时事简报、墙报、壁报等“基层媒体”的实践。1939年，在全面抗战局势下，我们党提出要出版墙报或“大众黑板”，经常报告战争消息以及群众参战与生产情形，并组织和发动群众为墙报或“大众黑板”写稿件。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指引下，基层群众参与办报活动的热情被有效激活，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以工农通讯员的身份介入新闻采写。特别是到了时期，在各种各样的工农通讯运动之中，黑板报作为一种蔚为壮观的基层媒体也随之遍布乡村。

　　黑板报是利用墙壁或者木板做成一块黑色的板面，上面可以用粉笔反复擦写。黑板报的内容既包含国家大事，也有地方新闻和本乡本村发生的身边事，有批评、有表扬、有漫画，编排得像一张报，所以被称为黑板报。在当时，黑板报被视为广大乡村中“农民自己的喉舌”，是乡村支部的“机关报”，是工农通讯员稿件大量发表的场所，在很多乡村都建立了黑板报并经常出版。黑板报虽非专业媒体，但和专业报纸一样，被涵括于党报新闻体系之中，时人有评价：如果“大报”是“正规军”的话，地委县委的小报就好像“地方兵团县大队”，村黑板报就好像“民兵”，正规军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才能在军事斗争上取胜，因此大报也必须有小报和黑板报的配合，才能把宣传斗争做好。

　　那么，作为基层媒体的黑板报又是如何与工农通讯员这些基层传播者发生实际互动的？

　　黑板报以基层组织为依托，工农通讯员自然成为主要的传播者。当时的一篇文章认为，“黑板报通讯员，主要应该是工农群众，因为黑板报主要是办给工农大众看的，是为提高工农文化上、政治上的地位、削弱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反映工农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要把黑板报办好，就必须面向群众，发动大家为黑板报写稿。而对黑板报的重视程度也成为评价工农通讯员的重要标准：“村黑板报办的好坏，就是这村工农通讯员好坏的标准，假若你要做一个好工农通讯员，就一定要关心黑板报，给黑板报写稿。”因此，工农通讯员的组织管理与黑板报的组织管理自然而然地高度融合在一起。如1946年11月，山东胶东海滨区为了响应新华社胶东分社号召的通讯工作竞赛，在每个村都成立了工农通讯小组，村里出版黑板报的稿件由工农通讯小组与通讯员负责。山东滨海地区莒南县壮岗镇泥塘沟村有一个由30多名工农通讯员组成的通讯小组，在组织领导上与黑板报工作相结合，通讯员归黑板报的通讯队长领导。

　　对于专业报纸来说，工农通讯员是“业余记者”，但是对于黑板报来说，他们又成了“专业记者”，如果缺少他们的参与，黑板报也就难以成为“报”了。因此，黑板报对待工农通讯员的稿件特别重视，工农群众对黑板报的支持由此成为可能。早在抗战末期，冀晋地区行唐二区卢家沟村的黑板报曾在半年中出版27期，刊登了108篇文章，而全村的15名通讯员就供稿152篇。山东莒南县金沟官庄是一个文化建设的模范村，全村办有5块黑板报，经常给黑板报写稿的就有120多人，其中有一个18岁的名叫穆荣的女通讯员，一个月就给黑板报投稿32篇。山东临沂水磨头村为了办好黑板报，专门成立了黑板报委员会，由村支书担任黑板报委员会主任，所需稿件由全村5个工农通讯员采写。由此可见，在黑板报的采编队伍中，工农通讯员是当仁不让的主要支撑。

　　工农通讯员是办黑板报的“主角”，同时黑板报也成为助推工农通讯员成长的“主阵地”。

　　办黑板报需要大量稿件，就需要发动基层工农通讯员写稿，而工农通讯员通过经常写稿，写作能力就会日益提高。为了打消工农群众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的顾虑，陕甘宁边区靖边县曾认为黑板报的通讯员文化程度可以不是第一位的要求，当地的某一黑板报创造了“写纸条条”和“捎线个半文盲成为通讯员，他们提供的114篇来稿中有79篇是“捎话”，这样的做法是尽可能为工农群众的文化参与创造条件。山东烟台的工农通讯员毕健民原先一个大字不识，通过两个月的学习，从为黑板报写稿发展到后来为报纸写稿，最终成为一名模范工农通讯员。以此视之，在很多工农通讯员眼中，黑板报是自己业务进步的第一级台阶，通过它可以迈向更高的目标。

　　数量庞大的乡村黑板报给工农通讯员提供了大量发表稿件的机会，这一方面解决了正规报纸有限版面无法满足发表需求的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有了黑板报的支撑，稿件登出的机会多了，通讯员的写作热情就会高涨。在盐阜地区，《盐阜大众》报每月收到工农通讯员来稿来信两三千件，报纸只能登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有了乡村黑板报，这些稿子就有了更好的发表机会。如阜宁羊寨村黑板报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间共收到来稿1416篇，其中1024篇得到发表，发表率达70%以上。

　　淮海地区1948年专门发起过“乡村报运动”，推动全地区乡、村两级办黑板报1138处。这些黑板报为工农通讯员提供了广阔的发表阵地，其中的涟水县在两个月的竞赛时间里共写稿17541篇，发表在乡村黑板报上的就有10038篇，鼓励了工农通讯员的写作，巩固了农村通讯网。作为工农群众“身边的媒介”，尽管黑板报的辐射面比较有限，但是，大量工农通讯员稿件“上墙”的隐形价值却如同“上报”一样，可以积极催发基层群众的文化主体性。

　　黑板报虽小，但它对于工农通讯员的推动却是全面的，因为在办黑板报的过程中，要融入采写、编辑、出版、读报的流程，可以学到许多编报、组织通讯、领导读报等方面的经验，对个人进步的推动作用很大。如在山东鲁中解放区，到1946年9月时已经出版9千多块黑板报，发展工农通讯员5777名，其中的沂南岸堤区、荆山区甚至还一起出版《大众通讯》，交流各村黑板报的经验与稿件，并综合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出快报以指导完成中心任务。

　　当时《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工农通讯员借用黑板报，实际上已变成了群众热爱的宣传鼓动家、大众黑板的基本通讯员，同时是文化翻身的学习模范和思想觉悟的先进者。同时，借助黑板报这一非常普及的媒介形式，工农群众有了自己的发言机关，从“沉默者”转向了“发言者”。有人如此评论：“它代表着农民全部利益，不仅是文化学习的新园地，而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只有在领导下，农民——翻身后的农民，才有发言权，才有的资格。”

　　在交通不便、传播媒介尚不发达的解放区，黑板报是一种很重要的媒介形态，因为“黑板报读者较之其他报纸的读者多”，黑板报的批评和表扬作用，可以有力地推动一个村的工作。同时，在工农通讯运动中，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作为最基层媒体的黑板报更凸显了它的作用，大量开办黑板报被认为是“提高工农通讯运动以及推动一般文化建设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它使广大群众的文化活动真正达到“‘会认、会写、会用’，学用一致”。对此，一篇文章作了生动的比喻：假如把通讯运动比喻为庄稼，那么黑板报就是土地。两者的关系，如山东鲁中地区的经验总结所言：工农通讯运动是推动农村文化运动的主力军，而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所开展的黑板报运动，则是巩固与活跃农村文化运动、加强群众思想教育、推动各种工作的有力武器。因此，解放战争时期黑板报与工农通讯员的有机融合是当时基层传播的一种有效样态。

　　遗憾的是，由于黑板报不具有报纸媒介的可保存性特征，因此无数的黑板报和无数的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如今都已经消散无形且难寻其踪，今人只能从一些碎片化的描述中去合理想象黑板报这个基层传播的“大舞台”，以及舞台上的“主角”——工农通讯员。

　　然而，历史的回望犹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示：尽管媒介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如何从基层实际出发改造、创造一些新媒介，并给工人、农民这些在生产劳动一线的基层群众以适当的导引和保障，赋予他们以匹适新的社会环境的某些新角色，让基层群众与基层媒介互为交织、互为激励、互为转化、互为生长，继而成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生力量，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民群众成为新闻传播者——工农通讯员研究（1927—1949）”（23FXWB02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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