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之大，毋庸置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贸易保护主义交织的当下，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当务之急，更是战略之举。

　　“纵深推进”，难点在于如何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为把税收留在当地，对企业迁出搞多部门论证；外地企业想要开辟新市场，必须在当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地方规则林立、互不相通的现象背后，往往藏着“跑偏”了的政绩观。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深挖根源，通过系列举措的协同推进，善用“指挥棒”，明确“红绿灯”，才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扫清关键的制度障碍。

　　我国过去4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地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锦标赛”也带来另一个后果，就是地方政府过分看重增长数据和地方税收，保护主义倾向较为严重。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以及不当举措引发的市场垄断行为，阻滞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育与成长。

　　要想获得消除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的持续改革动力，就必须扎实开展包括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考核体系在内的系统性、配套性改革，使之导向制度化、长期化、服务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直指长期存在的片面政绩观，强调“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明确“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要求将“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核心框架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工作部署，不断校准考核“定盘星”，指引行至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锚定航向，牢牢掌握发展的历史主动。

　　“这彰显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从着力追求经济增长，到强化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指标权重，再到此次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作为各级考核制度的重要方面，都是顺应发展大势、深刻把握规律后的主动调整，保证了党的意志通过政绩观的引领贯彻落实到各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曾铮说。

　　方向已明，但落脚到实践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到位，打自己的“小算盘”，搞自己的“小循环”；有的地方不能准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认为外来企业利用或侵占了本地资源，因此设置准入门槛；有的地方缺乏市场经济的思维，没有创新发展的办法，仍习惯于路径依赖，通过打造“政策洼地”进行招商引资。

　　政绩考核，考的是人，抓的是事。紧盯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明确评价标准、优化考核指标，才能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在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中，形成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合力。

　　为各类经营主体破壁清障！2024年8月1日起，《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这一刚性约束，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纳入审查框架，让政府“有形之手”尊重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律，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意味着，要加强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各地区各部门拟出台的增量政策必须进行事前合规性审查，确保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等与竞争政策的目标相一致；处于运转中的存量政策，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准入歧视等内容的，必须及时纠正和废除。“公平竞争审查发挥了一票否决的作用，目的就是规范政府行为、统一行为尺度，防止出台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曾铮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去沉疴，要用“创新药”。完善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必须体现在像公平竞争审查这样的约束机制中。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明确，各地区不得突破国家规定的红线底线违规实施财政、税费、价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划定的“红线”还包括“不得限制商品和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不得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退出和迁移”，等等。

　　纠治政绩观偏差，党的纪律规矩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中国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完善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更要体现在不断健全的激励机制中。

　　“地方实践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除了靠规则、监管等约束，也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约束与激励并重，才能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取得实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臧跃茹认为，“健全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信用体系，我们也正在通过配套政策给各地拓宽发展空间。”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针对企业经营地与统计地不一致导致地方政府要求在当地注册企业的问题，加快推进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核算。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新型统计监测指标，及时准确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成效。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促进企业信用信息互通互认，一体化推进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

　　构建约束与激励并重的机制绝非简单的规则整合，而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构。在重构中更好发挥“指挥棒”正向牵引效应，各地政府才有能力、有动力做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工作。

　　当东中西部若干省份甚至一些经济实力并不强的县市都将人工智能列为优先发展方向时，一种熟悉的忧虑再次浮现。不顾实际的“一哄而上”，必然会引发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进而带来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布局，也是当前许多行业陷入“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类似的“一哄而上”时不时冒头，随后的“一哄而散”更是严重贻误了发展时机。只有建立日臻完善的长效机制，解决由于地方政府保护导致的市场出清难，才能逐步解决这一难题。

　　怎样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怎样引导地方深度挖掘自身特色，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地区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格局；怎样实现更高效的投入产出达成这一系列目标，对完善差异化考核提出了要求。

　　在健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科学配置个性指标与共性指标、反向指标与正向指标、核心指标与综合指标。不搞“一套衣服大家穿”“一个模子套所有”，而是充分考虑地区和部门单位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规模、社会条件、历史因素、功能定位等，有针对性地设置指标权重，深化分类考核，坚持“让该干什么的地方干什么”。

　　在这方面，近年来不少地方已作出积极探索。比如，浙江安吉县将竹林碳汇交易纳入业绩考核，守住了生态底线，激活了绿色经济，提升了发展能力。

　　以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发展观，关键在于考用一致。考核评价“指挥棒”，必须转化为选人用人的“风向标”。

　　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看来，要突出和强化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通过提拔任用一批“担当作为好干部”，形成“用好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的效果。同时，相关部门应及时反馈考核结果，帮助基层干部查找不足，传导压力、激发动力，激励基层干部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更好担当作为。

　　联通的是市场，孕育的是机遇，积蓄的是新动能。从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到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从行为纠偏到思想探源，一系列举措正重塑发展的新优势，终将把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转化为全球最具吸引力、最具创新浓度、最具治理效能的统一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