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随着中国新学制的建立而从西方引入的。当时主要是介绍各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教育世界出版社从1901年至1907年连续出版的《教育丛书》和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刊的《教育杂志》发表介绍了许多有关德、法、美、日、俄、瑞士等国教育的文章。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学才开始开设比较教育的课程。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育研究所所长庄泽宣教授著《各国教育比较论》，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比较教育专著。以后虽然有的大学教育系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而且也有几部著作问世，如钟鲁斋的《比较教育》、常导之的《各国教育制度》等，但比较教育这门学科在我国并不太发达。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的一面倒政策，其他国家的教育就没有人研究了，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也就不复存在。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研究外国，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了高等教育部在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这时对外国教育的研究才开始进行。当时成立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含日本教育）4个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同年筹备《外国教育动态》杂志，并于1965年作为内部刊物正式出版。但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比较教育研究被打入冷宫，研究机构差一点被裁撤。

　　“文革”以后，在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重视教育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外国教育研究才逐渐恢复。1977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的代表。会议讨论了外国教育研究和资料收集问题，制定了初步规划。1978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比较教育研究从此开始恢复和重建。

　　改革开放30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比较教育研究与“文革”前的外国教育研究有着本质不同。“文革”前的外国教育研究是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开展的，是以“反帝反修”为目的，以批判的姿态评介外国教育。“文革”以后，“左”的思想得以纠正，思想得以解放。

　　通过对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也有发展生产、促进文化交流的功能，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有着共同规律，各国教育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因此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评介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同时在评介外国教育的同时，我们发现我国的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需要虚心地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

　　第一个阶段是描述介绍阶段：从1978年至1985年，比较教育还处在外国教育研究的阶段。1979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到1981年才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美、英、法、西德、日、苏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在教育制度方面，代表性的译著包括：《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六国教育概况》、《苏联教育法令汇编》等。在教育思想方面，主要介绍了四大流派，即以皮亚杰、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思想、赞可夫的发展教育思想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

　　从1980年开始，国内陆续出版发行了五大外国教育刊物，它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动态》、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的《外国教育》、上海师范大学主编的《外国中小学教育》。其中没有一本叫比较教育，可见当时我国比较教育还停留在介绍外国教育的阶段。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也开始起步。1980年3月至6月，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教授来华，胡昌度其时是华裔美国学者，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学，同时组织了10所大学10多名教师参加研修班。胡昌度除给学生讲授比较教育课程外，还给研修班讲授比较教育方法论。研修班结束之际，大家提出要编写一本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学。经过两年时间的编写，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著作《比较教育》终于在1982年问世。该书作为大学本科生的教科书，主要介绍了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简要地比较了这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异同。

　　比较教育研究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不仅比较教育成为许多师范院校的课程，而且许多学校成立了研究机构。比较有影响的有杭州大学教育系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的带领下成立的以外国教育研究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华南师范学院（后为华南师范大学）以朱勃教授为首成立的外国教育研究所，其他如福建师范学院（后为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都开展了比较教育研究。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5年的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比较教育界认识到，要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必须对各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把握各国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脉络，于是开始了国别研究。除国别研究外，许多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和专题比较，如各级各类教育比较、课程比较和各种教育思想流派的评介。

　　比较教育界除了承担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外，几个主要研究所还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比较有影响的有符娟明主编的《比较高等教育》，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其他还有《比较师范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等。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在1980年和1984年分别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比较教育硕士和博士。在学科建设上也有了突破，薛理银的博士论文《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力作。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6年至今的深入和扩展研究的时期。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评价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上，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开始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国家的教育，研究内容也从教育制度发展到课程、教育思想观念、培养模式和方法、国际教育、环境教育、比较教育方法论等诸多方面。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学科重要研究基地。

　　从这一时期比较教育承担的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可以看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向两头延伸：一头是宏观的教育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教育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研究”等，重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研究；一头是微观的基础教育课程、方法的研究，如课程比较、“中外母语教材的比较研究”等，这说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深入了一大步。

　　在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人民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多卷本《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其中包括顾明远、薛理银合著的《比较教育导论》、王承绪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史》、吴文侃主编的《比较教学论》等著作。这几套丛书，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动态和成果。

　　这个时期，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上出现了许多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方法论缺乏自身的独特性，比较教育存在学科身份危机。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互相可以借用的，不一定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关键在于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是其他学科不能包含的，例如各国教育制度的比较、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国际环境教育问题、人口问题与教育、国际组织与教育等等，都不能包含到教育的其他分支学科中。

　　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笔者在上个世纪末曾提出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笔者认为，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冯增俊引进教育人类学方法，实际上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些研究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特别关注课程论的研究，并且把外国的先进课程理念引入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中。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前身是杭州大学教育系，他们在王承绪教授的带领下对英国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我国英国教育研究中心。

　　五大刊物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所都先后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动态》于1992年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资料》于1994年改名为《全球教育展望》，这说明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正在朝着国际教育和比较教育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着重于国际问题的比较和文化与教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转向课程理论的研究；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以研究英国教育为主，同时扩展到对澳大利亚、美国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日本、韩国教育为重点；华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研究东南亚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教育。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支比较教育研究新秀，就是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所，他们对非洲教育开展大量研究，填补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空白。其他还有许多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分散在如北京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它们的研究也各有特色。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不断深入，扩大了研究领域。30年来，我国陆续派出教师和学生到国外访问、学习、进修。比较教育学者是教育界国外学习最多的群体。30年来，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学历高、外语好，大多有外国学习和生活的背景，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国际经验。

　　1980年，我国比较教育学会就应邀出席在日本琦玉县举办的第四届比较教育大会，同时我们申请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并于1984年第五届比较教育大会得到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正式成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成员。

　　以后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大会，我国比较教育学会均派出代表参加。本来第九届大会拟定于1993年在北京召开，但自从我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以后，由于名称问题未能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大会未能在中国召开。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也就不便派代表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大会。

　　不过，我国比较教育界并未与世界比较教育界同行失去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举办的几次国际教育论坛和研讨会上，许多国家的比较教育学者都来参加。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于199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我国比较教育学会是发起单位和筹备成员之一。亚洲比较教育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就于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参加这次年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区的代表达170多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几任主席和秘书长都来参加了会议，多少弥补了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未能在北京召开的缺陷。平时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与国外的学者交往更是十分频繁。近些年来比较教育学者的互访、合作研究、留学生交流也日益增加。

　　1979年11月，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1981年，该研究会正式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

　　1980年3月~6月，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华裔美国学者胡昌度教授来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学，同时组织了10所大学10多名教师参加的研修班。

　　1980年，我国比较教育学会应邀出席在日本琦玉县举办的第四届比较教育大会，同时我们申请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取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

　　1982年，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著作《比较教育》终于问世。该书主要介绍了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简要地比较了这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异同。

　　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科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

　　1984年，在第五届比较教育大会上，我国比较研究学会得到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正式成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成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的比较教育研究开始由以前的主要研究发达国家，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

　　1997年，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我国比较教育学会是发起单位和筹备成员之一。

　　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基地。

　　1998年，亚洲比较教育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世界各地区的17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