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刚过去，新年刚刚到来。农历牛年，将是科学发展引领下的中国调整年，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调整，维系社会和谐的结构性关系需要调整。

　　“可持续”是中国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经济形势无疑是严峻的，2008年四季度，经济下滑的速度明显加快，出口较大萎缩，内需持续低迷，股市房市不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已非闭关自守，不能幸免于国际市场的裹挟，金融危机令我们的经济运行环境骤然恶劣；另一方面，经济长期高增长和低通胀让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但不同程度上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投资、低保障、低消费、低效率现象，同样让我们的经济耐力难以为继。面对内外因素共振之负压，不以速度为唯一目标，着手调理经济系统累积的内在紊乱，已成为先退后进的必然选择。

　　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很重要，但要客观辩证地予以认识，更要重视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元素。我们过去习惯了两位数，现在也应该习惯接受一位数，如果一位数的经济增长质量好于两位数，我们宁要一位数。相对较少的污染和资源消耗，是可持续的重要基础，只算收入、疏忽支出甚至不计支出的模式，亦到被迫改变的时候，让科技与创新发挥核心作用，并与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是影响可持续的重要因素，在出口受抑的情况下，全面激活国内消费，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中国的庞大人口、奔小康的社会演变状态，提供了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扬长避短，才能战胜眼前的困难。

　　采取得力措施果断遏制经济下滑是应急之举，而社会和谐则关乎长治久安和发展后劲。全面协调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对走过的路进行反思。调节已经加大的贫富差距，解决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完善民众的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和道德体系，成了夯实中国基础、布局下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战略选择。

　　中央近期出台了诸多政策，但有些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任重道远，仍需加力。在中国财政收入已达6万亿元的情况下，除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公共财政缩小收入差距外，我们应该认识到，许多不和谐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需要让道德、法律、规则约束侵害公共机会的私利行为，需要通过政策和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家和万事兴，而“家和”来源于公平的充分竞争和公共政策对人的基本利益的保障。

　　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关乎中国调整的成败。在市场机制出现失灵的时候，资本主义大国的政府干预得到强化，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解决此类公共危机上，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时，面对的局面错综复杂，政府肩负的责任巨大，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本身是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必然对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政府工作也将受到更多监督。中央已经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我们也看到政府工作透明度在加大，“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有了新气象，而精兵简政也应逐步提到议事日程。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经济也许还要经历寒冷的冬天，科学发展却适逢温暖的春天，我们需要它在这次伟大而艰难的调整中破解迷茫、纲举目张。（作者系中国青年科技开发区管委会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