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稿件，肯定了乔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乔冠华是周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乔却换了腔调，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发现乔能进入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乔，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总理，总理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可是，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章含之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1972年夏，美国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洛克珊维特克到中国访问，了解中国妇女革命史。她与、康克清等几位老同志座谈两天以后，又提出要采访。几经周折，总理批示：可以礼节性接见。岂料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7月间，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到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等等。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

　　这之后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编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住处，陪她整理记录，整理完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能寄到美国去，他找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十分被动，劝她不要这样做。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总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主席批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贴上绝密封条，交外交部保密室。

　　1975年冬春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原本是要向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乔就摆摆手制止他。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革”，重点是谈。说她领导“”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很是看不惯，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乔对我说，认为我很能干，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乔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那么看重你哩。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却一个劲说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搜罗人才，线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在机场得知，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1976年“”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据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主席曾批评和“”，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住处，全部烧毁了。

　　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与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为。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能作自我检查，乔仍是一言不发。

　　1984年乔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乔冠华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据《百年潮》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