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神曲》，桑塔伽塔的观点很有见地。稍感不足的是，在他的笔下诗人的整体形象显得还不够立体，而在一部传记中，性格、命运与作品的关联再怎么细致分析也不过分。我在书里看到了但丁对公共生活的热爱、反复多变却固执己见的世界观以及相当强烈的荣誉感和报复心，但这些在《神曲》里也如何体现的？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印证又如何？也许限于材料，作者的阐述相当谨慎，让我有些难以满足。有时候忍不住我会想，假如我是当时的佛伦罗萨人，会不会喜欢这个人，认同这个人？会不会一边为他的诗歌拍案叫绝，一边对他本人嗤之以鼻？真是难说。相比缺乏自省的但丁，我可能更愿意和开得起玩笑的彼得拉克薄伽丘喝上一杯。

　　《但丁传》作者：（意）马可•桑塔伽塔 译者： 李婧敬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花了一周时间读完马可·桑塔伽塔 （Marco Santagata） 的《但丁传》感到很满足。书很棒，考证扎实，论辩清晰，刷新并加深了我对但丁的认识。阅读这样的好书特别能缓解疫情焦虑，间接增强自我的确定感。想想但丁，他于1321年去世，活了56年，没有染上当时可怕的天花或麻疹，也躲过了20年后肆虐亚平宁的黑死病，虽说颠沛一生，已算长寿了。反观桑塔迦塔，读到书末我才知道他2020年11月9日死于新冠，73岁，本该活在古典学者的金秋时节。

　　读完此书不想写书评，觉得自己没能力，就写写读后感吧。桑塔伽塔笔下的但丁有着相当复杂的身份。他不仅是诗人和学者，也是儿子、丈夫和父兄。他的社会身份尤其多变，市民、政客、党人、反对派以及流亡者，这些东西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才有了这个立体的巨人。要把它们还原厘清，就像艺术评论家研究莫奈的色块或波洛克的笔触，不是那么简单。

　　作者不容易，对但丁了解不多的读者更难。《但丁传》绝非入门之作，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好读下去。《神曲》我在中学的时候读的，记住的内容不多，好像读到贝雅特丽齐做了诗人的天国向导之后，兴致就不高了。《新生》是“温柔新体派”的代表作，我只略微翻过。《飨宴》据说有译本，没什么印象。这些还可以补课，关键是但丁身处的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大致的了解，很难在这本书中找到多少愉悦的感觉。

　　有人说但丁既是最后的中世纪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看似有道理，细思太含糊。所谓中世纪，时间跨度差不多一千年，空间涵盖整个欧洲，还包括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地区，不管它的同质性如何，连续性怎样，本身肯定包含着极大的多样性。但丁接续的、继承的到底是哪一个中世纪呢？我认为《但丁传》能够帮读者好好想一想。至于新时代第一位诗人的说法我觉得也应该审慎对待，毕竟把但丁当成文艺复兴的先驱那是后人干的事情，更要知道拉丁文在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但丁毕生鼓吹的却是方言写作，《神曲》完全用意大利俗语写就。事实上正如桑塔伽塔所写，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但丁的名字才无意间“与那个他从头到尾都未曾参与的文学时代产生联系”。

　　厘清这些事实并不影响但丁的历史地位，反而有助于读者理解一个巨人的长成。或许是后见之明，也不排除只是认知偏差，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非凡之人的某些共同点。譬如儿时多病、勤奋好学、心理早熟、幼年失恃或失怙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但丁的癫痫，这种被古希腊人称为“圣病”的神经疾患在中世纪已被人们视作“魔症”，他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桑塔伽塔认为，但丁很早就把这种明显负面的病态转换成了突显自身卓尔不群的精神现象。这真是一种罕有的天赋！让我想起圣女贞德。她也是通过癫痫引发的幻觉找到了自己的天命。

　　《神曲》作者：（意大利）但丁·阿利格耶里 译者：黄国彬 版本：理想国海南出版社 2021年9月

　　除了癫痫带来的神启，但丁笃信生命中所有重大事件都隐藏着上天的奥义，而他的毕生使命就是像先知和预言家那样揭示它们。毫无贬义地讲，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自命不凡的内在冲动让这个生在佛罗伦萨普通家庭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了但丁。

　　沿着“自命不凡”的逻辑，何谓高贵是但丁思考的另一大问题。他认为高贵是德性的镜子，既不取决于血统，也不取决于财富，而是一种可以后天获得的品质。这是但丁为上升中的市民阶层提供的声援，也是为自己的出身所做的有力辩护。我认为读者一旦明白了天命与高贵在但丁笔下的意义，那么《神曲》也就没那么难懂了。

　　不过假如没有特定的社会背景，也可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但丁。仅看30岁以前的人生，他的确更像一个纯粹的诗人或学者，然而时代把他推到了一个凶险的陌生领域，让他成了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因为佛罗伦萨的家族仇恨根深蒂固；其次，支持教廷的教宗派（圭尔甫派）与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派（吉伯林派）斗争格外血腥。自从圭尔甫派夺得城邦的统治权，它又分裂成了“白党”与“黑党”，延续了一贯的互斗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但丁意外被推到佛罗伦萨执政官的位置，也因如此，他的后半辈子都流落异乡直到去世。也难怪但丁觉得那“不祥的执政官职位”是他遭遇所有劫难的肇因，然而假如我们把他的性格考虑进去就会觉得这样的反思过于粗浅。

　　如果说对于诗人而言自命不凡是一份稀有的天赋，那么对于政客来说却是一种普遍的诅咒。关于但丁的性格，认识他的人有相当尖锐的描述：傲慢自负、目空一切、脾气暴躁、很难与人平心静气地交流。后来的仰慕者薄伽丘认为这些特质正是智者和哲人的表现，但如此的辩解很难美化但丁短暂而稚拙的政治表现。

　　不过，按照桑塔伽塔的考证，身为执政官的但丁已经有闲暇构思《神曲》，这也说明任上的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良好的自我感觉，直到佛罗伦萨发生政变，他被掌权的“黑党”缺席审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匪夷所思，但丁居然代表“白党”去跟圭尔甫派的死敌吉伯林派结盟，这在佛罗伦萨市民看来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至此，一个政客的命运基本终结，一个诗人的命运彻底展开。

　　所以当但丁在流放中正式落笔，《神曲》的结构和手法没变，但意旨已与早年的构思有了不小的偏离。原本诗人想通过《神曲》来捍卫佛罗伦萨的政治价值，因为这种价值曾经和他理解的天命与高贵在逻辑上保持一致，可是时移世易，佛罗伦萨咬定诗人背叛了城邦，诗人反指城邦背叛了自己，《神曲》因此而曲折多变。在《地狱篇》里诗人还在表达自己迫切回归佛罗伦萨的梦想，到后来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淡薄，强化的则是对自身理念的坚持和辩护。故而桑塔伽塔说，在但丁的所有作品中，《神曲》的自传色彩是最强烈的。

　　但是诗人的自传不是直接面向内心的，而是朝向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他要通过他曾经经历的人生、参与的事件以及目睹的现实来表达自己。《神曲》因此成为一部双面史诗：“一方面以末世的视角阐述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又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精准且同步的解读。”后者让桑塔伽塔抛出了一个令我耳目一新的观点——《神曲》是一部近乎“时事纪要”的作品，就像今天的时政评论。

　　对照《神曲》，桑塔伽塔的观点很有见地。稍感不足的是，在他的笔下诗人的整体形象显得还不够立体，而在一部传记中，性格、命运与作品的关联再怎么细致分析也不过分。我在书里看到了但丁对公共生活的热爱、反复多变却固执己见的世界观以及相当强烈的荣誉感和报复心，但这些在《神曲》里也如何体现的？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印证又如何？也许限于材料，作者的阐述相当谨慎，让我有些难以满足。有时候忍不住我会想，假如我是当时的佛伦罗萨人，会不会喜欢这个人，认同这个人？会不会一边为他的诗歌拍案叫绝，一边对他本人嗤之以鼻？真是难说。相比缺乏自省的但丁，我可能更愿意和开得起玩笑的彼得拉克薄伽丘喝上一杯。

　　我又想起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在那著名的二分法之下，“刺猬”的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均可归于一元，归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性的原则，而“狐狸”与之全然相反，追逐众多目标，哪怕这些目标彼此矛盾，背后也没有统一的原则支撑。伯林将但丁称作“刺猬”里的“第一个”，而两百年后的莎士比亚则是“狐狸”中的首席，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也许这部《但丁传》足可成为刺猬-狐狸二分法的详实脚注。毕竟，按照译者的说法，桑塔伽塔没有将这部著作视作学术意义上的传记，而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人生故事，因此他在处理性格、命运、作品和思想这几方面的关系时难免更偏向于事实而非论述。可叹的是斯人已逝，再也不能指望桑塔伽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