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义务教育事关每个家庭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3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提升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为工作重点，不断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差距，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

　　发挥“所长”，围绕中心大局的“所需”履职尽责，是派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国“两会”上，民进界的委员们将自己的“所长”与国家发展的“所需”相结合，围绕我国教育发展问题建言献策。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这句话让我觉得，县域小规模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离散化问题有望得到妥善解决了。”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副省长熊继军兴奋地表示。

　　此前，熊继军曾就山西省县域小规模学校的现状和发展进行过深入的调研。他发现，山西省80%的县域学校都是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学校，其中少于50人的占一半以上，4个老师教7个学生或者2个老师教3个学生的情况随处可见。“原本，我以为只有山西省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和其他省份沟通后，才知道各地的情况大抵相同。”

　　在熊继军看来，小规模学校虽然解决了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但一个老师身兼数职，既教语数外又教音体美，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学生之间也无法形成学习氛围。而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县域小规模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离散化”问题将愈加严重。

　　如何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熊继军认为，办寄宿制学校是个很好的途径和办法，可以有效解决孩子成长的条件、环境、氛围、看护、教育、安全等问题。“建议将寄宿制学校建设作为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全面规划，分步建设，建立差别化的经费划拨标准，真正将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到位。”熊继军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黄震关注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内容。

　　“在我看来，职业教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育大问题，应该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高度、从破解教育困境的角度去认识。”为此，黄震曾在上海、广东进行过相关调研，和职业学校的负责人、教师、学生深入交流之后，黄震觉得，职业教育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很大原因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低，导致职业学校和学生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振兴职业教育，必须从国家制度上支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地位，建议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以技能专业性为基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机制。”黄震表示。

　　在黄震看来，加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建设，可以凸显职业教育独特的人力资本价值，可以扭转社会“唯学历”的人才评价标准，进而推动劳动力市场走向职业资格就业，从“学历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

　　“因此，应建立以技能专业性为基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机制，提升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的信效度、公信力和适用性。同时，加快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把基于认知的学历资格证书与基于技能的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和衔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黄震表示。

　　“我们国家每年有70余万博士毕业生，如果加上硕士，总数会超过200万，但一遇到涉及卡脖子的技术项目，我们却经常需要从国外引进高端人才，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向是不是出了问题？”

　　几番思考，张雨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成套引进技术，对国外产品做的也多是跟踪模仿式的开发，不做过多探索，很少“正向升级”。因此，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在整体质量和结构上存在短板，不能满足新形势新要求。

　　“再延续这种逆向设计已不可行，更与我们要建设科技强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因此，培养一支规模大、素质高的科技人才队伍迫在眉睫。作为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阵地，高校在积极调整育人方向、探索育人模式改革、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义不容辞。”张雨东说。

　　张雨东认为，要改变以“会做题”为主要标准、以灌输知识为主要方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入研究和遵循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人才工作规律，把握科学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善于以战略思维把握目标方向，以创新思维破解工作难题，开创高校人才工作新格局。

　　“可以考虑贯通的、学科交叉的长周期培养模式，进行科教融合培养，为优秀人才规划拓展新方向、打造新平台。”张雨东表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业，也是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民生工程。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民进界委员们愿为助推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记者 吕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