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作为中国运动的先驱，也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教育家之一。毕其一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重温其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而言仍有一定的启示。

　　李大钊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始于幼年，识字启蒙于《千字文》《三字经》。私塾里博学的教师和《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又为其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直至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李大钊开启了接受新学之路。1913年，李大钊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国后，他便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积极宣传民主思想、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1917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他以犀利的笔锋先后撰写《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掀起了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有力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的创建进行了思想的洗礼、组织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大辩论活动。同年10月，建立北京的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筹划建立全国性的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撰文号召全国的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伟大组织——中国成立。中共一大后，李大钊在全国尤其是北方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

　　中国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了推进国共合作，李大钊负责领导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融中西文化于一身的先知先觉者，李大钊第一时间感知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内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说自己深受其影响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教育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探索教育的本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本质观，本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本质观。他深刻阐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揭示了教育的内在本质与规律。他指出：人类社会包括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等精神的东西，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表层的构造”，只有经济是“表层的构造”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制约着教育发展。

　　李大钊认为教育也受政治本身的制约，“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但同时指出物质改造要与精神改造共同进行，单独进行任意一方面的改造都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教育与政治经济是相互制约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教育的改造实践中，要真正从“物”与“心”“灵”与“肉”两个方面进行改造。因为“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钜”。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李大钊深刻阐明了教育与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本质。

　　在教育不平等的社会，李大钊高举公平正义旗帜，他指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等都是著有他的颜色的，现代资产阶级提出的所谓“平民政治”、平民教育都带有资本主义色彩——表面上的人民性，而实质上的虚伪性。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和平民政治，而是披着民主外衣代表着中产阶级利益的平民政治。于是，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联系实际，提出了“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的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公平思想。

　　此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保障劳动工人的受教育权上。1919年，李大钊在发表的《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强烈呼吁为工人争取受教育权，“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他主张从“社会应多开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以及“重视劳工的休息权”两个方面来加强保障。他还强调休息权不是闲暇娱乐，而是工人需要利用空闲时间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

　　李大钊始终特别关注青年教育问题，早在1916年他在文章中便表明“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青年一代有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责任与使命，青年的命运必须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因此，他提醒青年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为目标，真正为实现“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崇高理想而奋斗。那就要“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他高度重视对青年人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养成，尤其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在北大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把图书馆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积极引导青年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在《新青年》上刊发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唤醒了青年人的斗争精神，为青年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

　　“平民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之主要问题。李大钊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他们（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但当时农民群体的落后思想使其意识到，要想解决问题，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在教育方式上，李大钊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活动相结合，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青年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走青年教育与工农结合的新路径。革命青年需主动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协会，开展常识教育，宣讲革命精神，鼓励广大农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李大钊的农民教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实际状况相契合后形成的平民主义思想。正如他所说：“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中还包括了平等的妇女教育观。在存在对妇女的种种歧视的当时，通过考察近代中西方历史变迁，他有了各国女权运动的相同要求、欧美女权运动具有阶级局限性，以及随着社会的变化我国妇女教育亟须解决等重大发现。由此他提出男女同等的受教育权，认为接受教育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他指出：“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他通过一系列支持女性教育的实践活动，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也是中国最早的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他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教育的本质以及深入研究了平民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等问题。李大钊的教育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观，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不仅对当时社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今天的教育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