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期，一国在另一国的周边海域每年进行数千架次的抵近侦察和数百次的针对性演习等高强度的军事活动，无疑有违《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原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利用海洋”的精神。

　　自2009年以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持续显著提升。相较于2020年，美军2021年在南海的大部分军事行动明显增强，大大推高了中美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

　　2021年，美军围绕南海的战略及行动的最大特点是威慑，即通过增强前沿军事存在和针对性行动，慑止其臆想的“中国可能扩张”。然而，过度威慑将激发中国更坚决的反制，美国的行动将事与愿违。未来，威慑与反制、挑衅与反挑衅将成为美中海上互动中重大的战略与战术问题。

　　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牵动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从2019年开始每年发布上一年的《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目的在于增加南海态势的透明度，并作为智库提供第三方的观察评估视角，为各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媒体和社会大众提供参考。

　　2021年，美国高度强调对华军事威慑，美军在南海维系着高强度的对华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前沿存在、战略威慑、“航行自由行动”、演习演训和战场建设等行动。其中，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数次进逼至距中国大陆领海基线海里；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12次进入南海，较2020年至少翻了一番；攻击型核潜艇全年至少有11艘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海狼”级“康涅狄格”号（USS Connecticut，SSN-22）甚至在南海北部发生了“撞山”事故。此外，美军在战略、战术、作战概念及装备研发等方面也加大对“大国竞争”的聚焦，对华针对性大幅增强。

　　2021年，美军先后向南海地区部署4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11艘攻击型核潜艇、22架次轰炸机，战略平台频繁进出南海，对华威慑意图明显。

　　首先，频次大幅攀升，针对性明显。2021年，包括“罗斯福”号、“尼米兹”号、“里根”号和“卡尔·文森”号在内的美军4个航母打击群累计10次进出南海，活动强度较2020年同期几乎翻倍，兵力配置较2020年的3个航母打击群进一步加强。演习科目既涉及双航母演习、航母与两栖攻击舰的远征打击力量演习，也包括与盟友及伙伴国大型编队间的联合行动演习。航母打击群位南海活动的时间，短则4-5日，长不过10日，活动期间注重加强与其他舰艇、轰炸机和加油机等海空兵力的联演联训。且长期保持在菲律宾海部署，重点演练在中国“反介入”作战环境下，如何更好地介入热点事件。

　　图1 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与“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在南海开展联合演习，4月9日

　　其次，快进快出，规律性降低，实战意味加强。2021年美军航母在南海活动的一个新特点是，行动突然而规律性降低，经常是快打快收，数次上演“回马枪”，实战部署的意味显著加强。例如，10月24日-11月7日，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两进两出南海，在南沙群岛周边机动，并在关键海峡快速穿梭航行，疑似在针对南沙演练迂回包抄战术，这样的战术动作十分罕见。美军航母打击群还越来越重视菲律宾岛屿间的海峡通道，如圣贝纳迪诺海峡、民都洛海峡、巴拉巴克海峡等。巴士海峡的使用频率反而降低，这实际上是在演练极端情况之下，航母打击群的生存和作战应用，实战演练的意味颇为浓厚。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马丁少将（Rear Admiral Daniel P.Martin）披露，“一旦美军舰接近南海，就可以期待中国军舰前来‘迎接’和‘护送’，“卡尔·文森”号通常以25节或更快的速度通过南海，来保持不可预测性以摆脱这种‘护送’”。[1]

　　第三，积极开展五代机装备作战检验。2021年8月，美海军首个搭载最先进的F-35C舰载战斗机和CMV-22B舰载运输机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部署至西太。F-35C舰载机联队被誉为“未来空中联队”，凭借其集成的主、被动传感器可以为舰队指挥官提供强大的战场空间感知和力量投送能力。位南海活动期间，“卡尔·文森”号航母的F-35C舰载机进行了航母起降、空中加油、编队飞行等一系列的训练。8月底，F-35C还与美空军B-52H轰炸机在关岛北部空域开展联合演习，演练突破“反介入与区域拒止”作战。

　　第四，濒海战斗舰首次编入航母打击群共同行动。9月7日，“塔尔萨”号濒海战斗舰（USS Tulsa，LCS-16）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这是濒海战斗舰首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开展行动。

　　图4 “塔尔萨”号濒海战斗舰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9月7日

　　与美海军的其他水面作战舰艇相比，濒海战斗舰凭借其灵活的任务模块组合和卓越的机动性可以在近海作战中发挥独特的作战优势，可以更好更快地介入地区冲突。2021年，濒海战斗舰在西太的部署进一步增强，数量达到创新高的三艘，包括“塔尔萨”号、“查尔斯顿”号（USS Charleston，LCS-18）以及“杰克森”号（USS Jackson，LCS-6）。据美军第七舰队指挥官披露，2022年这一数字或增加至八艘之多，[2]可以预见濒海战斗舰与航母的融合度还将进一步加深。

　　美空军累计22架次B-52H或B-1B战略轰炸机14次进出南海活动，重点演练“动态兵力部署”作战概念，并与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举行联合演习。

　　其中，“康涅狄格”号核潜艇10月2日在南海巡航期间，发生事故撞上海底山脉，造成数十名水手受伤，事故调查结果表明存在人为失误，正副艇长及指挥官被解职。[3]这实际上也是美军在南海过度部署导致“疲劳驾驶”引发事故的一个缩影。

　　2021年，美军在南海地区继续保持高强度的海空抵近侦察。据不完全统计，在空中，美军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开展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在海上，美军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船也频频前往南海开展作业，累计达419舰日。

　　2021年，美军对华空中抵近侦察活动的强度、烈度和频次显著提升。据ADS-B信号的不完全统计，美军从日本三泽基地、横田基地、冲绳嘉手纳基地、关岛安德森基地、菲律宾克拉克基地等多个基地出动包括U-2S高空侦察机、RC-135系列侦察机、WC-135W核物质侦察机、E-3B预警机、E-8C空地监视机、P-8A、P-3C反潜巡逻机、EP-3E电子侦察机、RQ-4B、MQ-4C无人侦察等约1200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开展侦察行动，较2020年同期增加超过20%。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2021年4月披露的数据显示，“美现政府就职以来，美军侦察机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频次比去年同期增加超40%”，[4]侧面证明真实情况较统计数据更为严峻。

　　数量之外，强度和动作也愈发大胆。月度侦察架次、单日最高架次和抵近侦察距离接连刷新记录。一是月度侦察架次：2021年11月，据ADS-B数据统计，美军累计94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架次之高前所未有。其中，P-8A反潜巡逻机为主力，占总数的近八成。二是单日侦察架次：11月4日，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位南海活动期间，高达10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三是抵近侦察距离：美军不断刷新抵近中国海岸距离，潜在军事风险持续走高。据不完全统计，美军机抵近至领海基线U电子侦察机前往南海抵近侦察，最近距离中国领海基线S导弹监视机抵近山东胶州湾进行侦察，最近距离中国领海基线A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行动期间最近距离中国大陆领海基线年美军大型侦察机位南海抵近侦察情况

　　美军大型侦察船对中国的海上侦察活动分为两类，一是以海洋监视船为代表的，主要负责侦察水下目标、支持反潜作战（Anti-Submarine Warfare）；二是以海洋测量船为代表的，主要进行海底地形地貌探测以及海洋气象水文调查。

　　2021年，以海洋监视船为代表的美军海上侦察力量的活动强度持续走高，美军拥有的五艘海洋监视船“胜利”号（USNS Victorious，T-AGOS 19）、“能干”号（USNS Able，T-AGOS 20）、“有效”号（USNS Effective，T-AGOS 21）、“忠诚”号（USNS Loyal，T-AGOS 22）和“无瑕”号（USNS Impeccable，T-AGOS 23）都先后前往南海开展作业，活动时长累计达372舰日，平均每天都至少有一艘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活动，几乎没有“空窗期”，行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2021年平均每天至少有一艘海洋监视船在南海部署，几乎没有“空窗期”。在轮换模式上采用“先来后走”的方式实现无缝衔接，每艘海洋监视船在南海实施海上作业的时间少则10余天，多则40余天。

　　美海军海洋监视船位西沙群岛、中沙群岛附近海域作业期间，美海军的导弹驱逐舰及P-8A反潜巡逻机也会出现在附近海空域，为其提供支援掩护。另外，美军监视船之间亦呈现出一定的协同配合。例如，2月15日至3月28日之间，“无瑕”号与“忠诚”号分列巴士海峡东西两端，对这一进出南海的重要航道形成夹击之势。

　　如图所示，轨迹的聚集点即为侦察阵位。相较往年，2021年呈现的一个新特点是，之前美军鲜有涉足的西沙以西和东沙东南的这片“腹地”也密集出现了监视船的身影，可见作业范围进一步深入。此外，美军还进一步推进在南海的前沿部署。11月20日，美海军“能干”号海洋监视船结束位南海的作业，进入菲律宾苏比克湾靠港，2021年尚属首次。

　　2021年，美海军“鲍迪奇”号（USNS Bowditch， T-AGS 62）、“汉森”号（USNSHenson， T-AGS 63）、“玛丽·希尔斯”号（USNSMary Sears， T-AGS 65）三艘海洋测量船先后前往南海活动，其中以“玛丽·希尔斯”号最为活跃。

　　8月20日-9月6日以及9月29日-10月6日，美海军“玛丽·希尔斯”号海洋测量船两次前往海南以南、西沙以西这一海域高强度作业；10月25-26日，“玛丽·希尔斯”号海洋测量船还罕见地前往东沙群岛东南海域作业，引人遐想。10月11日-14日，美海军“玛丽·希尔斯”号海洋测量船在民都洛海峡作业。11月4日，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随即通过这一通道进入南海活动。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有所收敛，累计开展5次，频次较2020年的9次下降明显。与此同时，在台海周围的动作却明显加大。

　　8月27日，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USSKidd，DDG-100）、海岸警卫队“门罗”号炮舰（USCGCMunro，WMSL-755）联合穿越台湾海峡，这是两年内美海警首次加入到穿越台海行动当中；10月15日，美海军“杜威”号驱逐舰（USSDewey，DDG-105）联合加拿大皇家海军“温尼伯”号（HMCSWinnipeg，FFH 338）穿越台湾海峡，

　　6月2日、8月12日、11月29日，分别有美海军1架P-8A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6月2日，美海军1架P-8A反潜巡逻机（AE6864）从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自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这是自2013年P-8A部署至西太以来首次穿越台海。11月29日，美海军P-8A反潜巡逻机（AE6832）穿越台海期间，最近距离中国大陆领海基线海里，刷新了公开已知的美军机对华抵近侦察的最近纪录。

　　P-8A自2013年部署至西太以来，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抵近侦察极为常见，该机型大致占总侦察架次的约三分之二，但穿越台湾海峡是2021年来的新动作，值得高度关注。

　　除了过航台湾海峡，美军围绕台湾小动作不断，不断挑战中国大陆底线架C-17A运输机、美空军一架C-146A“猎狼犬”特种作战运输机、美中情局下属一架C-130J运输机及美海军1架C-40A公务机降落台湾，引发中国强烈反应。台海与南海两海天然联动，形势密不可分。随着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炒作和刺激台海局势，南海北部的军事安全风险在急剧升高，美军侦察机、测量船和水下力量等已在海南岛、西沙群岛和巴士海峡间的三角区域形成了常态化存在，这给地区局势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5]美军频繁的穿越台海行动、政府高级官员“窜访”台湾，实际上是给岛内分裂势力释放危险信号、为其加油鼓劲，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军的一系列训练和演习活动规模缩减甚至取消；2021年，美军一方面在军内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另一方面在演习中继续限制人员接触，演习全面恢复，甚至在原有数量和规模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2021年，据公开数据统计，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演习演训95次，实际超过百次，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过了疫情前的2019年的85次。95次演习中，大规模单边演习14次、双多边演习81次。演习兵力涉及美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等各个兵种，演习内容涵盖反舰作战、反潜作战、反水雷作战、两栖作战、网络空间作战、海域态势感知等多个领域。参加多边演习的国家，既有南海沿岸国家，也有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法国、加拿大等域外国家，无论是演习的频率还是规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8月2日-27日，美国首次举行“大规模演习-2021”（Large Scale Exercise 21），号称40年以来最大规模海上军演，此次演习参演人员约为2.5万人，包括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十舰队和3个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人员。[6]演习规模之大、地域跨度之广、参演武器类型之多前所未有，以期展示美国可以在不同战区同时应对挑战的能力，针对中、俄的威慑意图明显。作为“大规模演习-2021”的一部分，美国联合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30 多艘舰艇、200 架飞机和 3万名军事人员在菲律宾海开展了一系列演习，演习涉及现代战争的陆海空天电等各个领域，科目包括在模拟作战环境下保障通信线路、前沿基地和海上航线安全，五代机与四代机间的编队作战及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等，[7]演习科目广、融合程度深、持续时间久、实战意味强。

　　美国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四边机制（QUAD）[8]、七国集团（G7）[9]等多边机制引导议程设置，不断就南海问题进行炒作施压，频繁宣称“对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应对印太地区安全挑战”，渲染“中国威胁”争取盟友及伙伴国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手段，加强联演联训。2021年，美国与域外国家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开展的演习数量多达75场，较2019年的39场增加近一倍。

　　域外国家与的美军双多边演习中，日本的参演次数位列第一，达61场；澳大利亚次之，达14场；英国和印度并列第三，为8场。日本已然成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排头兵，对美军在南海军事活动的支撑进一步增强。

　　作为美国军事介入南海的又一手段，9月15日，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防务伙伴关系AUKUS，[10]以强化三国在外交和防务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应对“印太地区与日俱增的安全挑战”。在此合作框架下，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8艘攻击型核潜艇，此举极有可能刺激地区乃至世界范围核军备水下竞赛，对南海和平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引发多方担忧。

　　图10 美、日、法三边加油训练7月至8月，英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HMSQueen Elizabeth，R08）与美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USSAmerica，LHA-6）编队在菲律宾海进行高烈度联演联训。8月20日，两支编队进行了舰载机的交叉着舰训练（Cross-decking），这也是现代海军史的交叉着舰训练。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起飞的F-35B舰载机降落在“美利坚”号上，装载弹药、加油，并完成后续目标打击任务。从演习科目来看，两军重点演练互操作性，英国航母实际上扮演着美国航母的角色。[11]

　　10月3日，日海自“出云”号（JS Izumo，DDH-183）直升机驱逐舰上成功起降一架来自美海军陆战队的F-35B舰载机，标志着“出云号”已经初步具备成为航空母舰的能力。[12]

　　这些动作都在表明，美国正在通过舰载机的互相部署、军舰互相编组、军舰与他国补给舰之间的相互补给等，将其与盟友之间海上力量的互操作演练常态化，从而有效的整合利用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力量，并进一步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事务。

　　如“卡拉特”联合演习（Exercise CARAT）、“马拉巴尔”联合演习（Exercise Malabar）等，也包括小型战术演训。演习科目主要集中在反潜作战、防空作战、两栖作战、电子战、海上补给等方面。

　　另外，演习也具备高度实战化色彩。例如，11月21日-30日，美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多国海上力量举行“年度演习-2021”（ANNUALEX-21），以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海自“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领衔的五国17艘军舰在日本四国岛以南的菲律宾海集结，开展了长达10天的大规模演习，演习科目具高度实战化色彩，包括高级海上通信作战、反潜作战、空战作战、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跨甲板起降和海上拦截作战。此次的演习还进行了首次联合信息战 （Information Warfare） ，[15]期间各方使用集成的控制和指挥平台、共同进行战场环境评估，作战系统融合进一步加深。

　　总体上，多边演习以加强集体战备、维持海上优势和增强互操作和海上投送能力为主要目标。

　　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中，与中俄“长期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的提法备受质疑，因为“广泛的、未能界定的使命”破坏了国防战略的初衷，“成为规避战略艰难选择的漏洞”，而与“大国竞争”混用加剧了混乱。政府应将下一个《国防战略》的重点“放在加强对中俄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上。”[17]几经讨论，包括拥有“让对手三思”的最好武器系统、最新技术以及新作战概念的“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被确立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18]2021年8月6日，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表示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湾等问题上的行动“感到担忧”，有必须对中国实施“综合威慑”的紧迫感。[19]12月9日，负责政策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玛拉·卡林透露

　　相应地，美国对华海上战略也在从竞争向威慑转变。作为落实2020海军作战部长指南——《海上优势：综合全域海军力量获胜之道》的海军年度纲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1月11日签发的2021年《导航计划》进一步明确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长期战略威胁”，

　　强调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仰赖海洋，要求生成综合全域海上力量以“新的方式”与对手进行竞争：赢得每天的竞争以慑止对手；如果威慑失败，做好直面对抗和赢得战斗的准备。而美国调整全球军力要以提升对华优势为优先。[21]这就将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要求具体为“慑止或击败侵略”。10月，美国新任海军部长发布战略指南将发展作战概念和提升能力以推进对华威慑和扩大战争优势列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优先事项。[22]

　　空军和陆军等军种也在国防部“联合全域战”（JADO）的框架下明确威慑任务。美国空军领导不仅强调快速发展的中国空军已成为现实挑战，要求改变美国空军和太空军的落后状况，守住“全球制高点”，以支持其他军种共同提供综合威慑，在印太地区威慑并击败中国。[23]随着应对中国的“决定性挑战”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军种都会出台针对中国的综合威慑战略。

　　。特朗普下台前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将美军在印太对华军事战略的目标具体化为：一、在冲突中拒斥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海空主导权；二、保卫第一岛链内的“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三、主导第一岛链外的全域。[24]各军种大体上均据此提出和革新印太作战概念以应对南海和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

　　反舰作战（ASuW）是美国确保海上控制和军力投送的首要任务，也是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DMO）的核心。着眼于对华在南海和台海的威慑和战争准备，美海空军都在强化针对解放军水面战舰及运输船团的打击能力。2021年4月7日，吉尔迪表示美国海军将采取兼顾水上、水下的“分布式方式进行编队”，确保舰队生存，通过融合有人和无人平台、发展高超声速和定向能等先进武器增强对敌攻击性；海军作战架构（NOA）也尝试嵌入“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框架提高杀伤力。[25]4月30日，美国海军空中系统司令部发布了新的进攻性反水面作战文件，宣布研制下一代舰载机空射远程反舰导弹。[26]除了按照“敏捷战斗部署”（ACE）扩建在冲绳的机场，美国空军近期成功测试了用运输机防区外发确制导武器的“快速龙”项目。美国空军12月成功测试了用运输机防区外发确制导武器的“急龙”（Rapid Dragan）项目。[27]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2月1日发布了《内线作战》的新作战概念，具体化“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EABO）。与海空军强化防区外打击能力不同，海军陆战队主张以多军兵种和盟友部队组成的规模较小而作战能力强、隐蔽机动的部队在战区内前沿活动，以支持己方军事活动和威慑对手、破坏对手的计划和行动。[28]近日，日本媒体披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拟以日本西南诸岛为“临时攻击基地”应对台海“紧急事态”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可能就是“内线]除了向“游击战”转变，海军陆战队已经按照“脱离陆上部署、重新上舰待命”的十年改革要求裁汰了所有重型坦克，打造专注于海上作战、更为机动灵活的舰队陆战部队（FMF）。美国陆军则发布《路线》打造应对大规模作战的“强行介入师”。[30]

　　此外，美国还大力强化其盟友在相关作战概念中的角色。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不仅力推与日本在南海与台海的实战化军事合作，也怂恿和拉拢北约盟友派舰艇在南海和东海活动，并制造国际热点，例如10月15日，美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与加拿大皇家海军“温尼伯”号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更有甚者，美国可能通过9月成立的澳英美联盟（AUKUS）在澳大利亚部署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等，提高美军生存能力和提高对中国的防区外打击能力。同时，美国也在继续努力在南海周边谋求长期军力部署的前沿基地。自7月底美、菲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定》以来，美军舰在苏比克湾活动愈加频繁。2021年上半年，仅3月有美陆军1艘“哈珀斯·费里”号登陆舰在苏比克湾停靠；下半年，累计11艘美海军军舰进驻苏比克湾，类型包括补给船、海洋监视船、驱逐舰等，数量逐渐上升，可见苏比克湾对美军的使用权限进一步开放。美军将苏比克湾作为南海的前沿基地，在此常态化部署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南海的活动强度。

　　美国承认中国已经在第一岛链内拥有空中和海上主导权，美国军事建设的重点为在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扩大对华优势，以保持对华威慑能力并确保在南海和台海的冲突中击败中国。[31]除了提出新的武器和技术项目和开发现有装备新用途，如运输机发射“托盘式武器系统”，美军也在打造针对对手的“杀手锏”。

　　研发和试验防区外高超声速武器和反导技术。美海空军均加紧推进防区外反舰和空地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和测试以弥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差距，并推进其他超声速武器研制以缓解印太美军面临的中国导弹压力。2022财年，美国国防部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的预算要求高达38亿美元。[32]

　　建立精确打击和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披露，印太司令部按照“太平洋威慑倡议”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提高对华战区威慑能力建设的文件。印太司令部计划“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部的第一岛链部署综合联合部队精确打击网络，在第二岛链构建综合防空导弹防御能力，以及部署能够维持长时间战斗行动能力的分散型部队”。[33]

　　开发新的海上作战系统。2021年12月15日，雷神公司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成功完成了对“跨域海上监视和瞄准项目”（CDMaST）的演示。据报道，这个“海上‘系统中的系统’”将助力分布式海上作战，并在竞争的环境中置对手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于险地。[34]

　　研发和试验定向能武器。8月初，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成功进行了高能激光武器系统（HELIOS）的舰上发射试验；[35]几乎同时，美国空军宣布开发名为Mjolnir的微波反无人机武器系统。[36]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在军事竞争方面的对华政策非常清晰：即既要强化竞争、加强威慑，同时又要加强危机管理。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施压的焦点确已转向台海，但军事斗争的焦点依然在南海，而且，台海与南海局势实际上根本不可分。未来，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仍会继续加剧。美军在南海如此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不太可能与“航行自由”和地区和平有关，在“中国威胁”和“大国竞争”心魔的影响下，未来美军的行动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正在背离地区和平发展的福祉，也在制约其自身的政策目标。“熊掌与鱼肉”往往不可得兼，军事竞争与危机管理的平衡并不好把握。无疑，在南海，因美国军事行动而导致的摩擦风险正在急剧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