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杨国祥可以说只是沧海一粟，可他曾经肩负的历史使命，却是谁也比不上，因为那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之所以叫这个称号，是因为杨国祥本身是一个彝族人，1958年杨国祥曾奉团党委的命令，以自身经历写了一本小说，后来经整理出版，命名为《彝族之鹰》。

　　全体国人顿时欢欣鼓舞，可事实上一出现，就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核武器。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核威胁，研制氢弹是重中之重，以于敏为首的科学家，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成功解决了大量的理论问题。为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然运载的方式和工具非常多，究竟采用哪种方式比较合适？也是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的科学家们需要想的问题关键。

　　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氢设计所科学家陈幼龄找到杨国祥，经过充分的探讨和论证后，决定采用国产的“强五战斗机”进行氢弹投掷试验。

　　1970年4月，宋占元师长命令杨国祥赶到江西320厂，时任空军工程部外场部部长的张开秩现场通知杨国祥：“中央、国务院已批准用“强五战斗机”投掷氢弹。”

　　杨国祥作为投掷氢弹的主飞行员，要与厂里的技术工程人员一起，研究探讨并改进方案，通过几个月的反复论证试验，证明“强五战斗机”性能可靠，可以作为氢弹投掷试验的主力机型。

　　1970年12月1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事实上周总理作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早在前两次核试验中，就对各项工作提出过严格的要求。

　　“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就会给国家人民造成负担。”

　　在会议前半个月，作为氢弹投掷的主飞行员，就已经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过程中，核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全力保障杨国祥的后勤。

　　经过180多次的试验，杨国祥熟练的掌握了投掷技巧，每次投掷均做到了距离弹着点12米的内的距离。

　　1971年9月8日，周总理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审查核炸弹和飞机准备的情况，会议上，周总理再一次问到了一个问题：“弹投不掉怎么办？”

　　“没有问题。”会议现场张开秩利用带到现场的强五战斗机模型详细解释了投弹预备的路线。

　　“我们为了能确保把核弹投下，准备了三条投弹路线，除了正常的投弹路线外，还准备了应急投弹路线，超应急投弹路线。并在推脱装置上安置了两个燃爆管，充分保障可以把氢弹投下去。”

　　“第一种是为了不带着弹着陆，飞行员在安全的区域跳伞，让飞机连同弹一起摔在安全的投弹区，第二种冒险带弹着陆。”“当然带弹着陆要面临两种风险，其一着陆时飞机摔在跑到上，其二着陆时核弹可能掉在跑到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飞行员的沉稳和技术，做到在跑到上不摔飞机，另外就是增加一个弹钩锁死装置，万一在空中投不下核弹，飞行员立即按下锁死按钮，确保着陆时核弹不掉在跑到上。”

　　周总理点点头，对张开秩的回答表示满意，并告诉他：“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万一的情况，只要我们都准备好，就不会措手不及。”

　　毛主席也批准，12月30日下午13时为核试验的“零时”（核弹爆炸的时间）。

　　12月30日上午，九院科研人员，将正式试验的氢弹拉到了临时机库，并交给空军军械人员挂载到强五战斗机上。杨国祥也对飞机、弹仓进行了两次详细的检查，确保无误。

　　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在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负责掌握这次核试验的全面工作；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白斌、政委廖鼎琳在核试验厂区主持这次核试验；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担任马兰机场空军指挥所指挥；师长宋占元担任投弹飞机飞行员的塔台指挥员。

　　一切准备就绪，等到起飞时间一到，宋占元果断下达飞机起飞命令，杨国祥踩下油门，强五战机立刻驶向空中。

　　周总理虽然没有亲自到核试验的现场，却对这次核试验十分关注，他始终等在办公室，静静地等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喜讯。

　　杨国祥回答完毕后，立即驾驶飞机飞往核试验区域，随着高度逐渐下降，飞机的速度也加到了最大。

　　飞机飞到距离标靶9公里上空是，杨国祥果断拉起机头，呈45度仰角，飞机向高空冲刺的同时，杨国祥迅速回转，并按下了投弹按钮。

　　在这个一瞬间，杨国祥立即检查了所有的电门装置按钮，确认无误后，证明操作上绝对没有问题。

　　杨国祥调转机头，飞了个8字航线，绕回到了航线上，启用应急投的方案，拉升机头，投弹……

　　连续两次试投没有成功，杨国祥脑门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看了一下油料表，飞机最多还能飞行四十分钟。

　　事实上，根据事先的考虑来看，确实已经准备好了投弹不成功的情况，这时候，杨国祥只需要按下弹射按钮，及时跳伞，便可保自身无恙。

　　“如落到博斯腾湖爆炸，那里的水会被严重污染；落到核试验基地，那儿会变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落到观众区，上千人生命会……如果落到大沙漠，让我与飞机同归于尽，个人牺牲是小事，但国家的财产，多年来无数科学家科技人员的心血，将毁于一旦。”

　　朱光亚与杨焕民交换意见后，认为事前已经准备好载弹着陆的各项试验，应该能确保安全，于是共同作出决定：“同意杨国祥意见，带弹返航着陆。”

　　与此同时，杨焕先做出指示，地面人员除塔台指挥宋占元以及唐志敏（空军派驻马兰机场负责这次核试验的轰炸机处处长）外，全员撤离。

　　“杨国祥，我是宋占元，我在塔台上，机场天气很好，你要沉着冷静，再次检查挂钩是否确实锁死，一定要保证一次落地成功。”“明白！”

　　与此同时，飞机上的杨国祥迅速按照地面指示，关闭了飞机上所有电门，关掉加力，飞机在3000米高度的空中，以时速900公里的速度带着氢弹返航。

　　飞机距离地面600米是，杨国祥稍稍拉起机头，慢慢的减速降低，最后缓缓的落在机场跑道上，当飞机接触地面的一瞬间，杨国祥果断的放出最大的阻力伞。

　　朱光亚用加密电报迅速报告了北京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当周总理知道飞机顺利落地后，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飞机虽然平稳落地，但是所有的科研人员心情并不轻松，试验不成功，首先在于他们工作没有做到位。

　　从表面的现象来看，核弹之所以没有顺利投下，最大的毛病可能出在推脱装置上，至于为什么出现毛病，还要经过细致的检验才能说明问题。

　　通过现场检验阻值发现，飞机上的推脱装置出现短路。后来询问了军械人员后才发现问题。

　　原来是一个军械主任，认为核试验这样一个严密的工程要更加认真仔细，出于好心的缘故，将弹架上一处关键部位的螺丝多拧了一下，造成了电线短路，而事后又没有进行阻值测量，以至于发生险情。

　　事故的问题是调查清楚了，可第一次投掷核弹失败，给所有的人心里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1972年1月3日，指挥部又一次召开会议，会议最终确认，再次进行氢弹投掷实验。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面，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签发了核试验领导小组，关于三次甩弹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改进措施的方案，并请示了重新进行核试验任务的时间。

　　可惜天公不作美，时值隆冬季节，西北气候大变，核试验当天上午，厚厚的云层覆盖机场，沙尘暴也刮了起来，空中能见度极低，给飞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这样的天气执行任务，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请首长放心，我一定按计划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杨国祥迅速驾驶飞机起飞，这样一套动作，杨国祥事前已经完成了上百次，可以说是记忆深刻。

　　距离标靶还有9公里时，杨国祥迅速完成了投掷前的准备工作，将机头拉升45度，转弯。按下投掷按钮。

　　身后一阵剧烈的轰鸣声炸响，杨国祥没有看到这样的盛况，他此刻背对着爆炸升腾起的蘑菇云，心中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国第一枚可用于实战的氢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西方列强核垄断，中国从此刻开始，再也不惧怕任何威胁。

　　飞机顺利的返回机场后，杨国祥打开座舱，挥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整个机场的人们都沉浸在一片换了的气氛当中。

　　杨国祥凭借自己的能力，完成了这前后两次独一无二的壮举，实在也无愧于“彝族之鹰”的称号。

　　由于杨国祥参与的是核试验的绝密工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壮举无人知晓。

　　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国祥升任代理师长，率部开赴前线年，下达命令，杨国祥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主管作战和训练任务。

　　198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国设计制造的“强五”超音速战斗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17年12月12日，中国首颗实战氢弹投掷英雄杨国祥纪念碑在昆明揭碑。

　　而杨国祥所驾驶的那架强五战斗机，被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上面解释牌上写着：